御窑，萌芽于宋、元，成熟于明、清，以国家之财力，尽天下之资源，聚全国之巧匠，集士人之智慧，锻造精美贡瓷，经皇宫兴替传承，以不同方式流传，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共有共享的文化财富、艺术瑰宝。御窑千年的历史中，“创新”贯彻始终，它是御窑之魂，是瓷器之魂，更是瓷器文化绵延的生命力。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一起来探索千年御窑之魂。

　　影青如玉官家笑 赐名景德天下知

　　御窑之源，以宋为始。建隆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中原重新出现了一个统一王朝，百业开始复兴，瓷器锻造的契机开始出现。此后，两宋诸帝重文轻武，因而文脉昌盛，人才辈出，加之海路发达，瓷器外销可达南洋、西亚、东非、欧洲的重要港口。在两宋十八帝中，宋真宗赵恒与御窑贡瓷关系最为密切，在任期间，做了三件益于窑业发展的大事：一是议和，也就是历史著名的“澶渊之盟”，虽争议过多、毁誉参半，但却维系了宋、辽百余年的和平关系；二是劝学，所著《励学篇》对促进当时文脉昌盛、窑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三是赐名，北宋景德元年，宋真宗颁布诏书，改年号为“景德”。同一年，以年号“景德”赐名景德镇。

　　以皇帝之年号，以瓷器命镇名景德，置监镇，奉御董造，设国家税务机构——瓷窑博易务，寓意“广博交易”，旨在积极筹钱缓解北宋国库的空虚。尽管当时全国名窑很多，但是设置“博易务”的却仅有景德镇一处，因为当时的景德镇有瓷窑三百余座，瓷器贸易繁盛，商业利润极其丰厚，所征税收源源不断。自此，景德镇名扬中华，初显御窑性质，也为元代瓷业蒸蒸日上奠定了扎实基础。

　　多元文化大融会 靛蓝青花宛转身

　　时光流转，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结束了五代十国、北宋、辽等分裂割据的局面，重新实现中国大一统。后元朝专门设立浮梁磁局，这在《元史》中就有相关记载：“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此时的浮梁瓷局实际上就是官窑。到这不少人就会有疑问，为什么元朝统治者要在远离元大都且交通并不便利的景德镇设立官窑呢？这就与“尚白崇蓝”的草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蒙古人“尚白”到了什么地步呢？举个例子，元朝的大内宫殿盖的是白琉璃瓦，甚至白马之奶也成为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专用饮品。对白的偏爱也就决定了王室的祭品与日用器皿必然要求“洁白无疵”。在当时制瓷技术高、影响力大的窑场中，只有景德镇生产白瓷，产瓷如玉似冰，有“饶玉”之称。辉煌的制瓷史，加之对统治者需求的满足，“瓷局”的设立也就顺理成章了。“尚白”与“崇蓝”文化催生出以白色为底色、蓝色为主色的青花瓷器，而稳定的环境、四通八达的海陆交通，又使得钴原料苏麻离青进口及成品青花瓷的出口更为便利。 可以说，元青花瓷的出现，是蒙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大融合、大交流中结出的硕果。

　　除“尚白崇蓝”的草原文化外， 元王朝对于工匠的重视也对当时“磁局”的发展影响颇深。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在士、农、工、商中更重视工匠。成吉思汗西征时，每攻陷一座城镇都要屠城，但唯工匠得免，加以收编，集中管理，发挥其长。在工匠地位凸显的社会环境下，各地陶瓷工匠皆汇聚于景德镇，出现“匠从天下来，器成天下走”的陶瓷大观，所创元青花、釉里红、蓝釉等均呈现划时代的创新。浮梁磁局和景德镇窑业，上承宋代瓷窑博易务，下启明代御器厂，为后期御窑发展及瓷业技术改进打下了良好根基。 中国御窑的发展有个历史趋势——皇权越发集中，管理越发严密，瓷器越发精美，这一特点也贯穿于明初十六帝期间，随着帝王的更替，官窑制品的风格也随之改变。

　　洪武元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结束了百年来草原文化对中原的主导，恢复了几百年来遭受破坏的唐宋礼法，其中一条就是恢复皇家礼仪。在第一次祭祀过太庙之后，朱元璋不高兴了。大臣们纳闷，成为一国之君，告慰祖先多荣耀啊，怎么还不高兴？亲近的大臣在询问朱元璋后得知：祭祀用品簋、登、豆等全是青铜器，朱元璋祖上都是农民，哪里见过这个？他们根本不知道里面还能装吃的，这祭了不等于没祭祀吗？还不如用碗、盘呢。皇帝对祭祀祖制不满意，大臣当然就得想办法改，但改总得有依据，于是礼部大臣以孔夫子“事死如事生”为依据，将祭祀用品基本改为碗、盘。洪武二年，明朝在元浮梁磁局旧址加以扩大，设御器厂，对官样、烧成、使用、保管、以及落选瓷器处理进行严格管控。同时，实行“匠籍制”，汇集优秀工匠烧造皇家精美瓷器。

　　永乐时期，御器厂得到朝廷更多支持，朝廷派出专门的官员监陶。这段时间以甜白釉和青花瓷最为突出。这时候也许有人就奇怪了，古代蒙古人喜白，而汉族人以白为丧，这是何故？我们在《明太宗实录》中找到了原因，原来明永乐帝非常偏爱白色，曾感慨道：“朕朝夕所用中国磁（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其实这与他早年经历有关，朱棣11岁被封燕王，21岁就藩北平，从小接受系统儒学教育又常年在北方受草原文化影响，“尚白”自然有迹可循。国力强盛的永乐时期，为发展对外关系曾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中外文化的交流使得伊斯兰文化与陶瓷文化互相影响，陶工将陶瓷做成伊斯兰金属器皿形状并绘制伊斯兰花纹，创造出新的陶瓷艺术品。由瓷可见，永乐帝对异域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以及“从真正的世界中心睥睨世界的襟怀”，自此明代文化格局奠定，也为御窑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宣德帝继位后，继续强化御器厂及御用瓷器管理，除延续官样制和督陶制外，派宦官督陶并由太监“封检以进”，并在烧造的器底书写宣德年号款。而后，各朝御窑瓷器都在器底书写皇帝年号款。由于开创性的工作在洪武、永乐时期已经完成，“出生在罗马”的宣德帝，有着大量的时间享受生活，斗鸡跑马、促织之戏无所不好，“荣获”第一风流天子之称。他所喜爱的书画、园艺等都在官窑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宣德官窑品类丰富，花色齐全，除祭祀用品外还有精美的文房用具、花园用品和蟋蟀罐等。宣德帝的文化修养之高，审美情趣之雅，也直接影响到御器厂的瓷器制作。

　　在宣德短期高度发展后，朝廷政局经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起伏跌宕，变化极大。到了成化期间，官窑瓷的风格突然改变，集小巧、精致、华丽、淡雅于一体的斗彩瓷取代器形硕大、青花凝重的制品，其中出现最多的是盈手可握的小酒杯。这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成化期间高度白酒开始普及，小口径的杯子更为适用。此时。纹饰也有了新的变化，以婴戏图出现较多，生动活泼的纹饰打破官窑纹饰庄重刻板的局面，令人耳目一新。到了万历年间，彩瓷再现高潮，后清官谏言，宦官激变，社会动荡，皇权危急，御窑停产。薪火重燃烧供瓷，群英荟萃集大成明清交替，时代变局，于御窑，影响极大，在战火常年不熄的恶劣背景下，景德镇御窑连遭三次战火，百业凋敝，后顺治帝废除匠籍，派得力官员王锳督陶。到康熙时期，皇帝重视、臣工用命、人才汇聚使御窑再次兴盛。当时御窑烧制了大量笔筒、水洗、臂搁、瓷砚等文房用瓷，这与康熙皇帝实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康熙清楚地认识到，满族的武力不足以统治中国。唯有尊孔崇儒，学习汉民族文化，才能巩固满清帝国统治。因此，即位伊始，康熙即把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学，采取怀柔汉族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的推崇自然促进了文房用瓷的烧制，康熙刻意求精地让御窑厂的窑工们烧制各类文房用具，这其中以笔筒烧制最为出色，在清代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说到清康雍乾时期，就不得不提中国御窑第一人、世界陶瓷史上一大家——唐英，在清代景德镇御窑督陶官员中，唐英任事最久、工作最勤、业务最精、贡献最大。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唐英到御窑厂督陶，由于唐英之前一直是在宫廷里画样的，对陶瓷生产“茫然不晓”，但由于其本人酷爱艺术又身负重任，于是他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全面掌握了制瓷工艺，终成内行。在唐英到景德镇的第二年，就派人去调查钧窑釉料的配制方法，把原料带回来后经过研究，在景德镇成功烧制出仿造钧窑的钧瓷，使得失传三百多年的宋代钧窑的钧瓷全面恢复，达到仿古超古的境界。雍正六年至雍正十三年是官窑文化最鼎盛时期，这段时间唐英在景德镇亲力亲为，倾注心血，烧造出来的瓷器是最好的，也就是在雍正十三年冬，御窑厂竖立了一块《陶成纪事碑》，对他这一时间的督陶成就做了详细的说明，列举很多御窑厂烧造银两、人夫、大运器数等成就，唐英对官窑品质提升、景德镇陶瓷生产作出的贡献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唐英还对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进行了全面总结，撰写了《陶成纪事》《陶人心语》《陶冶图说》等著作。乾隆帝死到大清灭亡的最后百年间，由于朝廷重视不足、国家财力不支、工匠墨守成规等原因，御窑也随之江河日下。大清皇朝灭亡后，御窑也进入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

　　御窑千年，贵在求新。思想创新、管理创新、技艺创新、产品创新，传承创新的接力棒交到今天。景德镇陶瓷考古奠基人刘新园先生在一次次抢救性挖掘中揭开明代官窑面纱，多角度多学科揭示遗物意义；皇家御窑历史文化研究探索者江建新先生潜心于景德镇古陶瓷文化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利用多种方式将丰硕成果在境内外广为传播，充分地展示了江西乃至中国利用文化遗产推动社会进步的软实力，为陶瓷文化的薪火相传作出了杰出贡献。如今的景德镇市，正在以御窑遗址为核心全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旨在保护千年窑址、传承千年技艺、呵护千年匠心，让景德镇成为可触摸、可体验、可品味的“活着的陶瓷历史文化教科书”。（作者：田亮靓 徐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