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百年华诞。

　　1921年秋，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也证实了中国存在非常发达的远古文化。

　　此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科学、规范的阶段。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广汉三星堆、杭州良渚、偃师二里头、赤峰红山、巩义双槐树……百年来，随着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和发掘，中国的历史轴线随之不断被拉长，文明细节不断被丰富。

　　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右一）、考古学家贾兰坡（右二）、苏秉琦（右三）、安志敏（右四）正在对金牛山人类化石进行认真鉴定。新华社记者喻惠如/摄

　　短短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史上，功勋卓著的考古人如群星闪烁。开辟了中国人自己进行科学考古发掘道路的李济，中国第一位受过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并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的梁思永，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文明观的苏秉琦，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夏鼐……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扎根田野，栉风沐雨，聆听泥土下传出的絮语。他们用一把小小的手铲，从一方方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下挖出瑰宝，逐步揭开古老中华文明的密码。

　　从仰韶开始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渑池县一块黄土台地上，三面环水，仰首即可看见巍峨苍茫的韶山，所以得名“仰韶”。这里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圣地”。

　　从1918年起，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助手数次来到这个小村庄，采集到大量石器、陶片，并敏锐地作出判断：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一处重要文化遗址，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

　　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1921年10月，安特生带领袁复礼等中国学者到仰韶村，正式开始发掘。历时36天，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了大批精美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型“仰韶文化”由此被发现并命名。

　　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认知空白，国人为此欣喜、振奋。

　　然而，安特生1923年在其著作《中国远古之文化》中却提出，“然以河南与（中亚）安诺之器物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后来，又在甘肃、青海地区发现了大量精美彩陶，由于当时华北地区没有发现比新石器晚期时代更早的遗址，而在此之前，欧洲、中亚均有彩陶出现，安特生进一步推断，中华远古文化是在欧洲和西亚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进而提出了“中华文化西来说”——中华文化是西方“新文化”与中国原有文化融合的产物。

　　可想而知，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安特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论述，既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新兴学科的探索热情，又唤起了他们对民族命运的隐隐阵痛。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曾言：“说起来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这些情形，至少我们希望，不会继续很久。”

　　以李济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很快就行动起来。1926年初，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顶着寒风，带队前往山西夏县西阴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证据，阐明彩陶的来源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梁启超曾给儿子梁思永写信谈到这次行动，针对当年安特生判断的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论断，他说这些中国学者“想翻这个案”。

　　西阴村的发掘，再次扩大了已发现的仰韶文化范围，也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李济在掌握西阴村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坚定了对“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谨慎怀疑：“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

　　另一条路径

　　“（他们）演说中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1927年1月10日晚间，梁启超怀着激动的心情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永写了一封长信。当天，李济等人从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清华国学院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参会并听了李济做的报告。

　　这一年夏天，梁思永听从父亲的建议，中断学业。回国一年间，他担任清华国学院助教，兼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察员，大都没有薪水。利用在美国所学，他对山西西阴村发现的一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这批陶片没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复原的器物，但通过与国内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对比研究，他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

　　1928年8月，梁思永赴美继续深造。基于回国一年间的经历，他完成了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是中国考古学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专题研究著作”。他在研究中使用了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梁思永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1931年，山东城子崖遗址第二次挖掘由梁思永主持，当时他年仅27岁。1939年，根据城子崖的挖掘成果，他撰写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龙山文化的发现，也让当时无法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的中国考古人找到了另一条解释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以李济、傅斯年、梁思永、徐中舒为首的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根在环渤海湾一带，提出龙山文化自东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东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学说在学术界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如果要给百年中国之考古作阶段划分，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现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为第三阶段。

　　“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是‘整理国故’的具体表现；二是希望用中国材料来回应‘中国文化西来说’，主要是针对安特生的观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说。

　　从“实习生”到“奠基人”

　　1935年春季，从发现之初就带给世人无限惊喜的殷墟，迎来了第11次发掘。25岁的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加了这次发掘。此前一年，他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并以绝对优势的成绩拿到了公费留学名额。

　　毕业前夕，他为自己选好了继续求学的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经济史。但当时，留美考试在北平择定的专业是“考古学门”，因此成绩一公布，他就面临研究方向的选择。1935年3月，正在殷墟发掘现场参加实习的夏鼐，得知这一年的留美考试有“经济史”一门时，他“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学也”，认为自己本是埋首读书的人，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并非所长。在殷墟两个多月后，即将结束实习时，他在日记中仍流露出类似的想法，“我觉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对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厌了，觉得它的单调，不生兴味”。

　　尽管殷墟的发现是如此惊天动地，“一片甲骨惊天下”，殷墟使传说中的商朝彻底被证实，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1000年。但是从夏鼐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日后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当时对考古并无多少兴趣。

　　殷墟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符号，意识到这或许是珍贵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考证、调查，发现出土甲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正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

　　对殷墟遗址的发掘，打开了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的一座宝库。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先后组织殷墟发掘15次，发掘大墓11座、方坑1个、小型墓和祭祀坑1200多座，以及大量建筑基址，出土刻字甲骨近两万片和大量陶器、铜器、玉器等。

　　“殷墟的发掘，把辉煌的商代文明展现给了世界。中国之所以成为四大文明古国，和殷墟发掘有很大关系。”陈星灿说。

　　当年参与殷墟发掘的夏鼐，与梁思永几次面谈，并与李济通信，反复商酌自己留学的去向问题。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夏鼐把赴美留学改为赴英。在选择方向时，他认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

　　转入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前，通过几个月的潜心学习思考，以及在殷墟发掘中打下的基础，夏鼐逐渐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从最初的犹疑彷徨转变为方向明确的决心。但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日后他会领导中国考古事业长达30余年。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楼，一尊夏鼐的石像神情安详，目光斜望远方。这是一个被所有考古研究所成员敬仰的名字，不仅在于他曾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更因为他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1950年，夏鼐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河南辉县战国时代车马坑的发掘。他亲自动手，冰天雪地里，在车马坑里一蹲好几天，用木炭一边烤一边剔。终于，19辆大型木车的遗存，完整重见天日，震惊世界。

　　1955年，夏鼐首次关注到碳14测年技术，并把它向中国考古界做了介绍，马上引起考古界强烈反响。在夏鼐的领导下，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年轻物理学家仇士华、蔡莲珍夫妇被调到考古所，中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正式筹建。

　　“夏鼐先生同样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经他提议，不主动发掘帝王陵成了考古界的一个定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又一次转向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为了应对基本建设中考古力量严重匮乏的局面，当时的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1952年至1955年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而这四期学员，逐渐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坚力量，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

　　苏秉琦和夏鼐同为训练班的教员，参与了训练班的筹划和领导工作。苏秉琦也是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主持北大考古专业30年，为办好考古专业、培育考古人才、充实全国各地考古队伍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苏秉琦更常被人称道的，是他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理论。

　　1986年7月24日，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被发现。牛河梁遗址是距今5000年的一处祭祀场所，属于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以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命名，距今6500年到5000年，分布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这一发现，将当时所认知的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而同时期杭州良渚大墓、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发掘，均表明距今4000年至5500年，各个流域都已形成复杂社会。这些重大发现，也让考古学界一直秉承的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岌岌可危。

　　中华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这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核心问题。苏秉琦提出：认为文明只起源于中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是个“怪圈”，需要跳出来。中华文明并非一灯烛照，而是满天星斗。他把中华大地分为6大区系，认为每一块都有独立的文明起源和发展体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块。到夏商时代，随着各地文明交流与融合，以及对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

　　苏秉琦的这一学说，与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提出的“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迅速在学界内引发热议。在苏秉琦的启发下，学者严文明又在1987年提出了“重瓣花朵”理论，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结构”，“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其他地区则是“花瓣”。

　　苏秉琦在学术上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考古学新任务。苏秉琦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一步提出了要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做社会考古学的目标：“持续多年的结果，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研究被人为地割裂了，上下不能贯通，以至对中国史前史各自只能有片断的而非完整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以上世纪90年代为界，在此之前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做文化谱系研究，即用考古材料构建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这一阶段夏鼐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领袖。此后开始侧重历史和社会研究，强调透物见人，代表人物则是苏秉琦先生。”孙庆伟说。

　　常志国史丹心

　　纵观中国现代考古百年历史，考古已不仅是一门学科，对于中国考古人来说，考古更代表着常志国史丹心的求实精神。

　　采访过程中，我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义新时期考古人的初心使命？王巍的回答也许具有一定代表性：中国考古人始终以构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作为自身最根本的任务。

　　历史离不开考古。我们从哪儿来？未来到哪儿去？关于中华文明演变历程的寻根探源，饱含着公众素养提升、建构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情感，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更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国家和民族的根脉，就是历史和文明。正是一代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让现代人得以聆听泥土下的文明絮语，也让我们寻回了那一块又一块关乎历史文化遗产的“拼图”。

　　（《新华每日电讯》2021.10.15 桂娟、双瑞、翟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