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马球场遗址，是福州悠久历史的见证。

　　“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去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倡导成立福州市考古队。走过30年，福州市考古队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打造福州考古特色，发挥海洋物探技术优势，在探索福州地区史前文明、溯源福州城市历史、丰富闽都文化历史内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古队的诞生成为一段佳话

　　《习近平在福建保护文化遗产纪事》中记录：现今的福州文博界，传颂着“四个一”（一个局、一个队、一颗印、一百万元）的佳话，而这正是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拍板解决的事。

　　“四个一”的源头，要回溯到1991年3月10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议。

　　据参加此次会议的黄启权回忆：“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了林觉民故居的保护和修缮问题，还确定了三坊七巷等地名人故居和遗址的保护办法：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文物主管部门报经市政府同意，均不得拆除、改建或添建。同时，还确定了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1991年福州市要办好7件实事，包括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加强文物管理部门的力量等。”

　　正是由这7件实事衍生出“四个一”。1991年6月，福州市考古队成立。目前，福州市考古队有在编人员10名，其中文博中级以上任职资格人员8名，文博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3名，水下考古队员4名。

　　福州市文物局局长吴聿建介绍，作为一支专业人才密集型的队伍，福州市考古队克服了人员少、任务重的困难，坚持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为己任，团结协作，战酷暑、斗严寒，在保护福州地面地下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成效显著。在中国水下考古领域，福州水下考古队员作为骨干力量，参加几乎所有的中国水下考古一线工作，为国家水下考古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古洋遗址出土的玉璜。

　　探寻史前遗址建构早期文明

　　福州所在的闽江下游及闽东沿海地区，处于福建考古中心地位，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在此相融，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这里是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以其鲜明的海洋文明，广泛影响着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南太平洋诸岛地区。

　　近年来，福州市考古队积极探寻史前遗址，充实和完善了福州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为建构福州地区的早期历史，研究史前社会生业形态、文化交流、南岛语族的起源和扩散积累了丰富资料。

　　白头山遗址，位于闽侯县荆溪镇港头村，是闽江下游一处从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2018年，白头山遗址考古发现大量碳化人工栽培稻谷、粟、黍等植物颗粒。其中，在昙石山文化层发现7粒黍子稃壳植硅体，是闽江下游地区已知最早的旱作农业证据。

　　横屿遗址，位于地铁四号线化工路站，是福州一处从新石器晚期至唐宋时期的重要历史遗存。2017年新石器晚期遗存的发现，填补了福州城东早期遗址分布的空白；穿孔石斧为闽江下游首次发现，与浙江良渚文化相似，对于研究古代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洋遗址，位于闽侯县鸿尾乡，2002年考古发现了一批石锛、印纹硬陶、纺轮及玉器，其中玉璜为黄土仑文化遗址首次发现。目前，这批出土器物正在福州市博物馆展出。

　　福州市考古队队长戴晖（右二）与考古队员们在考古现场。

　　唐罗城城墙遗址。

　　行走城乡阡陌守护古城遗址

　　当年的“四个一”里还有“一颗印”，即“城建项目立项时需要征求文物部门意见”，这一条与考古队的工作息息相关。福州市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负责人何晓斌说，福州市考古队成立30年以来，配合城市建设项目，在抢救、保护地面地下文物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揭示福州城市起源及变迁，丰富福州古城历史文化内涵作出了积极探索与努力。

　　仅“十三五”期间，福州市考古队完成考古项目近100项，完成考古调查勘探面积近2000万平方米，提交考古业务报告70项。

　　福州是一座拥有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古今重叠型城市，在现代城之下掩埋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古遗址。30年来，福州考古队员薪火相传，行走于城乡阡陌，在城市建设的蓝图上，以拼图的方式拼出福州建城史。

　　汉冶城的建立，是福州城市史的开端。20世纪90年代至今，福州市考古队在屏山—冶山周边持续开展考古，发现闽越国时期的大型建筑遗迹和大量建筑构件，为研究冶城的宫殿区分布提供了丰厚的实物资料。

　　新店古城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汉代遗址，2019年考古勘探发现的晚于春秋战国、早于宋元时期的夯土墙遗迹和汉代堤路遗迹、灰坑以及西汉初年生活类陶器，为新店古城遗址公园的展示宣传，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99年至2011年，在福建省二建工地、嘉华新城工地以及三坊七巷文儒坊通湖路西侧，陆续考古发现唐罗城城门及城墙遗址。

　　1993年至2020年，在井楼门工地、公正新村、新权南路及古田路交叉路口，陆续考古发现明府城城门及城墙遗址。

　　从汉冶城到唐罗城再到明清府城，这些重要考古发现，充分见证了福州城市演变的历史。

　　1998年福建省财政厅工地考古现场。

　　考古遗存再现守住城市文脉

　　不久前，在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考古发现了唐五代至宋元时期的建筑遗迹。

　　“这些都与文献记载吻合，对研究三坊七巷自然地理变迁、唐宋坊巷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考古队业务部负责人张勇说起三坊七巷，深有感触。

　　1993年，张勇从厦门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进入福州市考古队。他做的第一个考古项目，就是三坊七巷考古调查。28年过去了，他还在做三坊七巷的考古勘探工作。

　　“考古是一个有延续性和关联性的工作。三坊七巷是福州历史城区的心脏，对于研究福州城市演变有着重要意义。”张勇说。

　　1998年，考古队员在冶山考古中，发现了唐元和八年刺史裴次元建造的马球场遗址，证明了晚唐时期福州城区已引进马球运动，侧面反映当时福州城的开放程度，彰显了冶山历史风貌区的文化内涵。

　　历史文化街区是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的载体，通过考古活化历史场景，是展现历史文化街区前世今生的最优手段。这一点，考古队“80后”小伙蔡喜鹏深有体会。

　　2019年，长乐启动旧城改造和和平街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蔡喜鹏担任此次考古勘探的项目负责人。明代长乐东城墙是此次考古最重要发现。古城墙因抗倭防御而建，体现了高超的筑城技术，保存较好，为福建省内罕见。在蔡喜鹏等考古队员的努力和帮助下，古城墙现作为和平街核心景观对外展示。

　　近年来，福州市考古队还相继对连江县温麻历史文化街区、闽安历史文化名村、马尾船政文化城、福清利桥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等进行历史文化遗存调查和考古勘探，为它们的保护和规划建设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有力的考古支撑。

　　考古队员（左一）指导闽江学院文博专业学生修复器物。

　　考古队员在考古现场区分文化层判断年代。

　　考古队员在宦溪窑址开展航拍调查。

　　探秘海洋文化阐释“海上福州”

　　今年5月18日，“至宝通洋外——‘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瓷器展”在福州市博物馆开展，吸引数以万计的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黄釉葫芦瓶、巴达维亚瓷、雏菊纹菱口碟、微缩瓷器……这些中西结合的特色瓷器，不仅体现出清康熙年间景德镇民窑最高的制瓷水平，也展示了古代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恢宏气象。

　　2005年，这艘位于平潭屿头乡北侧碗礁附近的沉船“碗礁一号”，由国家博物馆、福建博物院和福州市考古队联合组队发掘，整整6天的全国考古直播让许多人看到了水下考古队员的风采，是他们的努力才让17000多件沉船上精美的瓷器重见天日，让市民在福州市博物馆里近距离观赏到。福州市考古队成立以来，支持并参与了中国水下考古的许多重要项目。

　　张勇（左二）参与西沙华光礁一号水下考古。

　　2016年的福州海域调查，复查与发现了五代至清代的各类沉船遗址8处，充分反映了福州海域是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

　　怀安窑、东张窑、宦溪窑、浦口窑……这些外销瓷产地遗址的考古调查，一次次证明了福州是海丝的重要始发港和发祥地之一，为进一步彰显和弘扬福州海洋文化精神，讲好福州故事提供了有力依据。

　　福州市考古队队长戴晖说，市考古队全体队员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乐观的态度和专业的素养应对考古工作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为实现考古事业与文物保护有机结合，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创造新业绩、作出新贡献、铸就新辉煌。（福州晚报记者 管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