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好人”雕塑 资料图片

　　近些年来，“商丘好人”群体不断扩大，由个体化走向群体化，由个别关注走向全社会共识，其所具有的草根性、广泛性、共识性等特征让“商丘好人”品牌越叫越响，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商丘好人”诞生以及形成如此广泛影响，根源于商丘厚重的历史文化所张扬的优秀传统价值精神。商丘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文明之久与文化之盛在中国历史上极其厚重，不仅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样态和文明光耀，更是诞生了一大批文明之星和有德之士。人文精神及其美好德性流淌至今，融入商丘人的血脉之中，沉淀为群体基因。

　　一、殷商文化形成了崇尚诚信的商业精神

　　“任何现象，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极远之世”。商丘被称为“殷商之源”、“华商之都”，“商丘”名字中本身带一“商” 字，可见“商丘”与“商”的关系非同一般，而“商”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诚信”二字。远古时期的商部落之所以能繁荣昌盛，与其讲究诚信、重视仁义密不可分。在商丘商部落首领王亥讲究诚信和仁义的故事家喻户晓，据史料记载，一个叫葛国的诸侯国与商国平常交往频繁，有一年葛国遭遇大旱天气，导致庄稼几乎绝收，老百姓饥饿难捱，没有粮食充饥。葛国国君不得不求助商国，希望商国能够多提供些粮食，并且愿意出双倍的物品交换。王亥很同情葛国的遭遇，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不能见死不救，更不能乘人之危敛物。”于是，王亥不但按原来的物品与葛国进行了交易，还对其进行了无偿的支援。事后，葛国国君向王亥送书一封，其中写道：“葛国愿与商国世代交好，永结同盟。”今天在商祖殿，王亥塑像两边写着“神德远播仁义诚信惠及五洲，宝像威严大气磅礴名扬四海”的楹联，也充分说明了商部落对诚信、仁义的推崇和坚守。新时期的商丘人正是秉持了“诚信”这种宝贵的品质，把“一言九鼎、实干兴商”作为商丘的城市精神，既体现了文化历史的继承性，也说明了自古至今“诚信”二字始终是这座城市最深沉的底色。

　　诚信是兴商之本、安邦之本、做人之本，是商文化的精神内核。诚信内涵了“真诚、诚实、信用、信誉”等基本要义。“商丘好人”秉承了商文化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如：“贩菜哥”王超华在河北石家庄捡到6000多元现金，寒风中等待失主6个多小时，“最帅的哥”娄文富面对乘客拉下的巨款和贵重财物不动心，想尽办法归还失主等。以诚待人、以信立本，“商丘好人”的诚实守信让人们看到了商丘作为“殷商之源”和“华商之都”的宝贵城市内涵，也正是古老的商部落所开创的殷商文化最早孕育了诚信这种宝贵的商业精神与人际交往品质，在今天“商丘好人”那里充分的展现出来。

　　二、文教昌盛蕴育了崇文尚德的社会风气

　　商丘自古以来，文教昌盛。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商丘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当时的教育文化中心，成为百家争鸣的主阵地，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等学派主要创始人在这里讲学论道，广收门徒，其思想体系在此得到广泛传承。西汉时期，以梁园为中心，这里出现以汉赋和经学为研究对象的新百家争鸣，聚集了众多的文化名流，开创了当时梁国文化繁荣新局面，正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所说：“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特别是宋代时期，商丘成为当时的全国文化教育中心。《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以应天书院为典型代表的教育机构，广招生徒，盛况空前。“远近学者皆归之”。著名教育家戚同文、文学家晏殊、政治家范仲淹等一大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他们博学多艺、德才兼备，成绩卓著、名扬四海，学生不远千里而至，当时的应天书院其显盛地位可想而知。作为应天书院精神图腾的范仲淹更是把书院教育推向发展的顶峰，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把个人与社会、国家命运紧紧的连在一起，个人的最高价值在于奉献社会，心怀天下、心系苍生才是个人的最高德性。应天书院所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更是数不胜数，史载有“宋人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使天下庠序规由此而兴”，成为当时北宋的文化教育中心。应天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绝佳模式，成为商丘文化教育史上一颗亮丽明珠。到元、明、清时期，商丘作为学者汇聚之地，学风之盛，惠及民间，著述之丰，传之后世。

　　对文化和教育的重视使得商丘不仅名人辈出，而且民众普遍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较高，人文精神浓厚。文教昌盛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重修身律己、重道德操守、重社会和谐、重理想人格等思想精髓在这里绵延至今，润物细无声的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自觉。“商丘好人”是几千年来文明教化的产物，是传统文化教育绵延千年的自然结果。

　　三、先贤名仕树立了至高至伟的道德丰碑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指出，商丘有“先王之遗风，厚重多君子。”在商丘浩如烟海的历史上，圣贤人士灿若星辰，一直照耀着这里的道德星空。一部商丘的文教史，也是一部圣人及圣人文化传承的历史，产生了中华文明史上众多有影响力的帝王、圣贤和名人。因此，商丘被称为“中华圣人文化圈”的核心圈。上古及今，无数圣人贤人名人在此树立了道德丰碑。火神阏伯不但帮助大禹治水，还观星计时、指导农耕，为人类文明播下“火种”；仓颉造字，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以及文化的有效传承；宋国开国之君微子启仁爱贤良，被孔子称为“殷有三仁”之一，深受殷商遗民爱戴；在此发轫的老庄孔墨等诸子百家思想影响深远，孔子的“仁爱”思想，庄子的“平等”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思想等奠定了中国最早伦理道德基础；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彰显了孝老爱亲、为国尽忠的忠孝双全的美德；保家卫国的张巡在唐代安史之乱中勇守睢阳，忠烈与爱国主义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铸就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乐精神，应天书院的主政者和培养出来的名人志士戚同文、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毕士安、王洙、张载等皆是学高德重之人；被康熙帝称为“天下第一巡抚”的宋荦为官清正清白，被赐予“清德”二字，成为现代官员学习的楷模……

　　历数不尽的古圣先贤和名人志士成为商丘至高至伟的道德丰碑，他们是商丘无可比拟的历史财富，在这片古老的精神庄园中熠熠生辉。这些名人轶事孕育了商丘人“开拓进取、不畏艰险、团结友爱、侠肝义胆、忠诚担当、爱国爱民、忧怀天下、清正廉洁”的基本精神风貌，成为“商丘好人”的道德标杆和力量之源。

　　四、红色热土传承了无私奉献的革命风尚

　　商丘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重要的红色革命城市。有无数革命先辈在此指挥过战斗，有无数群众在此支援过抗战，也有众多革命遗迹在此留存。商丘是淮海、渡江两大战役总前委所在地，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场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丘现拥有全国性的教育基地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秘书处旧址、睢杞战役纪念馆、彭雪枫将军纪念馆、抗大四分校、鲁雨亭烈士纪念馆、杜聿明指挥部等众多革命遗迹。在淮海战役中，商丘人民更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据统计，商丘共出动民工116.8万人，各种车子867万辆，动用牲口26.3万头，共支援粮食1.2亿斤、柴草3.86亿斤、军鞋64万双，还有布匹、白菜、粉条等多种战勤物资运到前线。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前线规模之巨大，任务之浩繁，动用人力、物力、财力之众多，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在小吕集后方救治纪念馆内还写着这样的歌谣：“人不静，家家户户闪着灯；妇女灯下做棉衣，千针万线不放松；男人碾米又磨面，杀猪宰羊不消停；手起泡不觉痛，脚冻麻不知冷；十冬腊月天地冻，天寒心里热腾腾；为打胜仗人人忙，前后拧成一股绳……”正如陈毅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红色基因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精神底色。商丘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造了“不怕牺牲、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支前精神。这种红色精神与“商丘好人”所体现出来的刚健质朴、扶正扬善、敢于担当、奉献社会的品质一脉相承。

　　新时代，我们要传承和发扬好“商丘好人”的历史文化基因，不断从历史文化基因中吸取丰富营养，增强精神力量。让“商丘好人”之花在新时代香开满城。（邓义昌）